一、文学与史学有什么关键的联系?

我国早期文学与史学并没有严格的分界，所以有些史学名著同时也是文学名著。文史分家后，史学著作以直载史实为贵，忽视了必要的文学描写，往往使史书缺少可读性，这对于史学的普及与发展极为不利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成功地应用某些文学描写手法著史，说明了文史结合的写作方法对著史的必要性。

二、如何看待文学与历史学的关系

文学是历史学的形式，历史学中蕴育了文学。

三、文学与历史学的关系

文学是对历史的记述，历史是文学的素材。但我们常常将历史文学化，硬朗的历史被书写的弱不经风。

四、你认为如何处理文学中的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

1、虚构也要认清历史本质

作者自己对这个历史认知不够、研究不够，所以自己写出来就觉得浅薄。文学一定要有自己的途径，文学是通过审美、通过沉淀去书写历史。文学应该调动自己的手段，去表现历史去表现当下。

2、让人看到一点暖人心的东西

佛教说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就有一种很悠远，沉重一点是当下，而未来总是可以展望的，我们对未来总是希望看到一点霞光，看到一点暖人心的东西，那么过去那种悠远与对未来诗意的憧憬可以拯救当下。文学、艺术美，对人也有救赎的作用。

扩展资料：

历史和文学的关系：史学的最初形态，通常都表现为传说和史诗。在原始时代，部族的老人围着篝火向年轻一代讲述本氏族的历史，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史学实践。这种讲述随着世代的流逝，往往越来越传奇化、神话化，最终演变成后来的传说和史诗。

中国《诗经·商颂》中的《长发》《殷武》和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《公刘》、《绵》《皇矣》《大明》等都是商人和周人对本族历史的追溯。这些诗歌很有可能是当时口头歌唱的记录。《诗经》是中国通俗史学的最早作品和源头之一。从一开始，史学和文学就纠缠在一起，不可分割。

五、历史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呢？

很多文学创造都是以历史为背景的。比如你们上语文课时，老师总要先介绍下背景知识，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。再比如《水浒传》，《三国演义》，《红楼梦》这样的文学如果没有历史就没有这样的名著了。可以说历史给了文学很大的创造空间和丰富的文学资料。

六、史记的文学价值

鲁迅评价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高度肯定其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成就。司马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，尤其是那些传记性文字。充满感情的传记无疑是优秀的文学作品。所以，《史记》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，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，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。对《史记》的文学成就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，这里强调三点：

第一，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。

作为历史着作，《史记》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，所以，刘向、扬雄、班固等都称之为“实录”。可是，在“实录”的基础上，《史记》善于提炼和组织题材，往往抓住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，加以细腻描写，以突出其主要的性格特征。典型如《项羽本纪》写项羽一生，除了开头部分写他起义前几件小事之外，突出写他参加抗秦斗争的八年历史。这八年历史又分两个阶段：前三年写他率领起义军推翻秦王朝的历程，后五年写他在楚汉战争中由强变弱直至彻底失败的经过。这八年之中重点写了三件事：巨鹿之战、鸿门宴、垓下之围。

巨鹿之战写他叱咤风云，勇冠三军，摧毁秦军主力，成为抗秦斗争中众望所归的英雄；鸿门宴写他天真坦率、优柔不忍、放虎归山的坦荡情怀；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、勇敢突围、所向披靡的影响气概和四面楚歌、英雄末路、引剑自刎的悲剧结局。——叱咤风云、勇武过人、直率磊落、刚愎自用、勇有余而智不足的项羽形象。

再如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主要通过完璧归赵、渑池会、廉蔺交欢三个故事，突出蔺相如的机智和顾全大局的品质和廉颇耿直、勇于改过的精神。

再如《李将军列传》，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、奋身疆场的功绩，而且写出了他体恤士兵、热爱人民的品质：“广廉，得赏赐辄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共之。终广之身，为二千石四十馀年，家无馀财，终不言家产事。……广之将兵，乏绝之处，见水，士卒不尽饮，广不近水，士卒不尽食，广不尝食。宽缓不苛，士以此爱乐为用。”

第二，互见法。

所谓互见法就是将一人的事迹分散于多篇，以便塑造完整的人物的描写方法，如《项羽本纪》集中笔墨叙述巨鹿之战、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关键的历史事件，突出项羽叱咤风云、英勇善战的英雄性格；至于项羽在政治、军事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，以及个性中残暴嗜杀的一面在本传中只是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，而是在《高祖本纪》、《陈丞相世家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等篇目中分散补叙出来。

运用互见法来叙述描写人物，往往既忠于历史又尽量使人物形象丰富完整，如项羽的性格既有仁厚的一面，也有残暴的一面；既有英武果断的一面，也有优柔寡断的一面。再如写张良，《刘侯世家》有这样的话：“语在项羽事中”，“语在淮阴事中”，即关于张良的一些言语行为在项羽、韩信的本传之中。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类提示语言；也有的地方虽然采用了这种“互见”的方法，但并未注明。

第三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。

梁启超：“寓论断于叙事”；顾炎武：“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”，——通过叙述事情的过程来表达作者的态度。司马迁对人物事情的态度往往从两个方面来体现：

一方面，最后的评论“太史公曰”，如《李将军列传》结尾：

太史公曰：传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”（孔子语，见《论语?子路》）其李将军之谓也！余睹李将军，恂恂如鄙人（恂恂，诚谨貌；鄙人，乡野之人），口不能道辞（不善于说话）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（他那忠实的思想品德的确能使士大夫信任）。谚曰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（桃李不能言语，但华实并茂，引起人们的爱慕，在树下面踩出一条一条的小路） 此言虽小，可以谕（通喻）大也。

这里，司马迁通过议论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李广将军的高度赞扬之情。

另一方面，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，而是将自己的思想态度寄托在叙事过程之中，如《项羽本纪》中，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”表明项羽沽名钓誉的性格；“吾翁即若翁。必欲烹而翁，则幸分我一杯羹”表明刘邦流氓无赖的性格；霸王别姬及自刎乌江等英雄末路的场面描写充满了同情和无奈。这些作者都没有明言，而是用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。寓褒贬于叙事的方法是对春秋笔法的直接继承和发展。班固《汉书?司马迁传赞》：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”“不虚美不隐恶”的实录精神成为后世史家追求的标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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